引言
在中国古代的阶级社会中，等级制度十分森严。不同的人由于他们的等级地位不同，其称谓也各不相同。
早在周代，即有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等不同的等级；与之相应的，他们的配偶也有后、夫人、孺人、妇人、妻等名称。各个等级之间界限极为分明，不得有丝毫的逾越；等级地位越高，其称谓也就越为少数人所专有，比如古代的国君和诸侯经常自称孤、寡、不谷，今天人们所说的“孤家寡人”，就是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在那个时代，甚至连死也是有特定的叫法，天子称崩，诸侯称薨，大夫称卒，士称不禄，庶人才叫死。今天，我们在学习中国历史典籍时，会经常接触到这些问题，帝王的称谓所见尤多。
谥号，是西周以后的历代统治阶级在人死后按其生前的行为所给予总结评价性的称号。帝王的谥号是由礼官按照帝王一生的行为而议定的，臣下的谥号则是由帝王所赐予。此外，还有私谥。私谥出现较晚，大约在东汉时期。
一般地说，商朝的王在死后常常沿用生时的称号，但是也有少数的王死后加有文、武、康等美善称号。有人认为，这时已是使用谥号的开始了。西周时，对于周王天子及诸侯等死后加谥，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周王天子死后，须在都城南郊举行祭天典礼，由朝廷拟好谥号，请求上天赐予。诸侯死后，由诸侯国报请周王，经周王赐予才能确定。到了春秋时期，周王逐渐丧失了对诸侯国的控制能力，各诸，侯国的国君死后，他们的谥号往往由本国的大臣们来议定了。在多数情况下，大臣们是要用美谥来表彰前代君主的，但是也有把恶谥加于前代国君的。
秦始皇灭六国之后，力改前制，对谥法也宣布废除。刘邦夺取天下以后，特别是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政策以后，秦朝废除谥号的做法又得到了恢复。自此之后，历代沿用，直至清代不废。甚至末代皇帝溥仪下台以后，仍然坚持对一些死去的清朝遗老们赐给谥号，如著名的清末学者王国维死后就得到“忠悫”谥号，所以他的遗著称为《王忠悫公遗书》。
谥法自西周初开始实行，以后历代王朝多加修补。刘熙、沈约、贺琛、王彦威、苏冕、扈蒙等都编有谥书，至宋朝苏洵奉诏编定刘熙诸家谥法，删订考证而成《谥法》，凡所取一百六十八谥，三百十一条，为历代封建礼家所尊从。
这些谥号按其性质大致可分为颂扬、批评、同情三类，其中以颂扬者居于首位。神、圣、贤、文、武、明、德、成、康、穆、昭、元、平、景、贞、桓、宣、庄、惠、敬、肃、声、戴、匡、莫、类、魏、长、直、绍、忠、厚、简、恭、钦、定、襄、僖、厘、懿、度、献、孝、齐、顷、靖、胡、威、慤、祁、考、使、安、思、商、烈、翼、良、顺、宪、质、正、比、誉等等属于歌功颂德表扬类；灵、厉、刺、躁、戾、丑、炀、惑、夸、抗、缪、慧、爱、丁、夷、荒、隐等等属于批评过失；悼、伤、愍、哀、幽、怀、殇等等则多似同情。
谥号，根据谥法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扬善赋简、敬宾厚礼”称“圣”，“仁义合道”称“贤”，“爱民好治、典礼不衍”称“戴”，“绥柔士民、谏争不威”为“德”；“不勤成名、死而志成、死见神能、乱而不损、好祭鬼怪、极知鬼神”为“灵”，“杀戮无辜”为“厉”；“年中早天、恐惧从处、肆行劳祀”为“悼”，“在国遭忧、在国逢艰、祸乱方作、使民悲伤”为“愍”等等。因此，谥法是有美有恶，有褒有贬。绝大多数的谥号属于美谥，但是如秦桧谥为“谬丑”，则是恶谥。
上古谥号一般多为一个字，如西周从周武王至周幽王凡十三王均为单字；东周二十六王，只有贞定王、威烈王和慎靓王是用两个字，其余也都是用单字。用两个字的谥号很少，用三个字的更少。秦汉以后，皇帝大多数仍用单字，一般王侯则用两个字，如宣成侯霍光、忠武侯诸葛亮、武穆王岳飞等都用的是两个字谥号。清代规定，亲王例用一字，贝勒以下及文武大臣为二个字。郡王谥号，仍沿明制用二字，间有用一字的。康熙时，追谥郡王，满、汉文俱用一字，遂为定制。
古代帝王一般都有谥号，其他高官显贵也有谥号，这种谥号称为“官谥”。此外，文人士大夫死后，他们虽无朝廷的“官谥”，但亲友门人也常要赠给一定的谥号。如东汉的陈定死后，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谥为文范先生，晋代大诗人陶潜死后，被谥为“靖节征士”，宋代人张载死后被谥为“明诚夫子”等等。这种谥号称为“私谥”。
谥法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规定与限制。在清代，成、正、忠、襄四字属于特谥，只能由皇帝赐予。“文正”一谥尤为朝廷所重。据说，“每遇礼部奏请奉旨予谥者，由阁臣拟进四字，恭候钦定。惟“文正”则不敢拟，皆奉特旨遵行，亦不候阁臣奏拟。”（《养吉斋丛录》）“文”字的谥号一般只赐予翰林出身的文人，汉官由翰林出身，不得用“文”字。官至大学士，不是翰林出身亦可谥“文”字，如费文恪淳、章文简煦等就赐予“文”字、曾国藩因出身翰林，又死心塌地的为清朝效命，镇压农民起义，因此在他病死后谥为“文正”，他的著作于是辑为《曾文正公全集》。
庙号，是专门被用于宗庙内立室奉祀的称号。在古代，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叫太庙。按照周制，其位置在宫门前左侧。据文献记载，古代的宗庙，一般是每庙一主：唐夏五庙，商七庙，周也是七庙；汉代不仅京师立庙，各郡国也都要立庙，其数达一百七十六所之多。魏晋以后，庙制开始有变化，由每庙一主变为一庙多室。到唐代，定为一庙九室，明清仍沿袭一庙九室的制度，又另立祧庙，以奉祀远祖。皇帝驾崩后，升附太庙，册立名号，便是庙号。我们常见的汉高祖、唐太宗、明成祖之类的祖、宗等称号都是庙号。一般开国之君称太祖、高祖、世祖，以后的则叫太宗、世宗、神宗之类。如刘邦叫太祖高皇帝，刘恒叫太宗孝文皇帝，杨坚叫高祖文皇帝，李渊叫高祖武皇帝。前面的“太祖”、“太宗”、高祖”均是庙号，后面的“高帝”、“文帝”、“武帝”则是谥号。
庙号常在谥号之前，有时也可将庙号和谥号一并简称谥号。汉代以来，历代皇帝的谥号一般是一代比一代长，如唐高祖李渊，于贞观九年（635年）五月驾崩，同年＋月谥为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到高宗咸亨五年（674年）八月追尊高祖为神尧皇帝，玄宗天宝八载（749年）六月又加尊高祖为神尧大圣皇帝，十三载（754年）二月又加尊为神尧大圣光孝皇帝。在唐朝，皇帝谥号最长的要算宣宗李忱，他的谥号为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共二十个字。
宋明以后，皇帝的谥号比唐宣宗还长，如朱元璋谥册为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共二十三个字。当然，谥号也有短的，但多为亡国之君，如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谥号为“壮烈愍皇帝”，只有三个字。由于谥号太长，一般都精简只称两三个字。大体说来，唐以前多称谥号，唐以后则多以庙号称。
皇帝尊号是从唐朝李渊开始的，以后历代相因。皇帝越喜欢臣下阿谀奉承，其尊号也就越尊越长。因为按照传统规定，朝廷每逢庆典，臣下都可以给皇帝上尊号。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官吏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以讨皇帝的欢心和信任。清末的慈禧太后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最初，同治皇帝只给她上尊号为“慈禧”二字，后来每逢庆典就有人上表要求给她上尊号，于是尊号也就越尊越多，一直加到“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这么一大长串。上尊号是一种恶习，一些稍有头脑的皇帝都认为是“无裨治道”。
清朝康熙时，臣下合辞拟上尊号给他，都被他顶了回去。到六旬圣寿时，又有人吁请，于是康熙下谕说“无裨治道”，仍不允行。到了乾隆时，王公大臣们仍以上尊号吁请，亦未允纳。但是，凡因新君登基，奉母后为皇太后、皇太后为太皇太后，都是要上尊号的。以后，每逢大庆，都要上尊号，或二字，或四字，递进以致推崇，成为定制。尊号也可以称为徽号。
在古代，除帝王之外，某些特别著名的人物也有尊号。如春秋时的大教育家孔丘自汉以后一直被奉为“先师”。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加谥为“元圣文宣王”，五年（1012年）又改谥“至圣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加谥“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嘉靖九年（1530年）厘正祀典，始为木主，题“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清顺治二年（1645年），定谥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顺治十四年（1657年）改称“至圣先师孔子”。《礼记·中庸》称：“孔子天下至圣”，“至圣”一词即源于此。
在清代，为团结西藏少数民族，还给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之一达赖喇嘛赐予尊号。“达赖”在蒙古语中是“大海”的意思；“喇嘛”，藏语是“上师”的意思。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土默特蒙古俺答汗尊格鲁派领袖人物锁南嘉措为达赖喇嘛（即达赖三世，前二世为追认）。清朝顺治九年（165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应顺治皇帝的邀请，来到北京，受到清廷隆重招待。第二年返回西藏时，清朝中央政府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地位。册封的这个尊号，既有汉语、藏语、又有蒙古语和梵文，是几种民族语言的混称。
此外，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或边远地区的政权首领人物，有时也称王封号，但这种封号与中原王朝的谥号或庙号是不相同的。春秋时楚国的熊通就自称为武王，并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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